上海西区有一条幽静的小马路，两边长满了法国梧桐，间中也有几颗苍老的榆树，似乎诉说着更老的历史。一百年前，有位叫张氏的人在这条路上建了一座叫愚园的园子，因而使得这条路被冠以愚园路这个让人遐想的名字。
1934年，一个叫陈楚南的广东人，出资在这条路上兴建了一条非但煤卫俱全还带个小花园的新式里弄房屋，这在30年代的上海，想来也是个不小的投资。这条弄堂也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愚谷邨，大智若愚，虚怀若谷。陈楚南先生的后代至今还在愚谷邨住着，缅怀着祖先辉煌的同时也承受着家族没落的无奈。
上海弄堂的格局，大多像条弯弯扭扭的蜈蚣，身体是大弄堂，脚则是小弄堂，而作为上海100处文化保护遗产的愚谷邨却是一条工正的大蜈蚣，南北贯通着愚园路和南京西路，东面贴着乌鲁木齐路，130栋连体排屋在40年代的上海是髙资和文人艺术家的居家首选。解放以后，住家的成分有了改变，但还是以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为主要租客。作家茹志娟，王安忆母女就是愚谷村的居民，尤其是被称为当代张爱玲的王安忆和我应是同龄人，却是同饮一江水，相逢不相识，名著长恨歌想来也是亭子间的产物。愚谷邨当然还有许多有成就的人物，很想提一提的是住在我楼上的一位农科院教授，王化。王化叔叔是个看着我长大的老人，作为彭加木的同班同学，虽然没有什么名气，却是世界水栽番茄之父，我们现在看见的那种像樱桃一样的小番茄，就是在我家楼上的晒台上培育出来的。如今，老人孤零零的独自守着两间房，晚景凄凉。
1960年，跟着失意的父亲从淮海路的光明公寓搬出，迁进愚谷邨，那年，我4岁。4岁前的记忆特模糊，而愚谷邨则成了长于斯，情于斯的地方。在那里，顽皮的我从小弄堂玩到了大弄堂接着又玩到了马路上，社会上，从少不更事玩到成熟，玩到结婚生子，多少往事，不思量。
92年买下了一套三房一厅，93年又买下一套，可全家依然住在老房子里，新房成了周末朋友同事派对的地方。再后来，新房就一直空关着，一关十年，关到新装修过了时。对家人来说，家，还是愚谷邨。妻子说，那是大本营，再需要钱，愚谷邨是不能动的。
前几日有个饭局在华侨大厦，老弄堂近在咫尺，虽然下着雨，还是打着伞入了去，进入熟悉的铁门，精神似乎有些恍惚，再熟悉不过的弄堂，却总觉得变小变窄，也变得益发陈旧。弄堂里没有人，显得冷清落寂，一个外籍人士从拐角掠过，似乎是这里的居民，当年，显赫热闹的愚谷邨，如今真成了怀旧的文化保护地。来到自家门前，方知道什么是近乡情怯，那扇开过千百回的门依旧如此熟悉，可我还能进去吗。门里，鼎盛时期住过16个人，如今仅住了三人，两个80岁的老人，一个失意的中年，小时的玩伴。转头绕去前院，院里的枇杷树高过屋脊，那是母亲手植的，今天也成了愚谷邨受到保护的两棵树中的一棵。老家和新家落差如此之大，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进步，如果大家还是住在老地方，哪还有幸福。
据资料记载，愚谷邨80岁以上的老人中有160位受过高等教育，居民老龄化达31.19%，是全市之最。儿时的邻居，大多都已迁出，留下的应该都是些弱势群体，想不到的是，如今有不少外籍人士却住进了愚谷邨，老上海的文化气息或许是对他们的一种吸引。
上海，日新月异的上海，发展变化的上海。朋友中已几乎没人能保有老房子了，我是幸运儿，弄堂，老屋，接近50年的回忆，依然拥有，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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